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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国际护士节”，向所有“白衣天使”致敬—— 护士们的演讲 2014年5月11日 05：05－特稿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潇/姜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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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博社区卫生中心舒缓疗护病房的钱盈盈在讲述一位令她印象深刻的病人。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王潇 实习生 姜琳君
当父亲为了高烧的爷爷焦急万分、扬言要冲进急诊室时，同样煎熬的高颖却在劝阻父亲：“我也在急诊室实习过，你去吵、去闹，只会影响医生护士工作，没有用的，他们也忙不过来……只能等。”
然而，父亲耐着性子，等待4个小时，才等到一张床位。那时，爷爷已经烧得厉害。两天后，就离世了。
高颖一直耿耿于怀：“我总觉得是因为我耽误了爷爷的治疗。假如我没有建议父亲送到病人那么多的三甲医院，假如我没有劝阻父亲去据理力争，是不是爷爷还会活着？”高颖是塘桥社区卫生中心护士。那日爷爷突然高烧，达到40摄氏度。家里只有高颖一人有医学背景。父亲一个电话打来：“怎么办？”高颖没多想，就建议父亲送至某三甲医院。毕竟，三甲医院的抢救设施都是最好的。然而，她没料到，急诊室可以如此人满为患，一张空病床都没有。父亲只能等待。等待两小时后，即出现了开头那幕。父亲在电话中焦躁不安，言语激烈，恨不得直接去找医护争吵。
但作为护士，她又非常理解那些医护，并且也能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或许，爷爷的离开是疾病恶化的结果，而不是等待的4小时直接造成的……”
她还试着从第三方角度思考：“是不是，去急诊室的人们都是需要急诊的呢？到底怎样来判断疾病的轻重缓急？”
这几种角色的分析，反复困扰着她——“我很困惑，当患者与医护的角色冲突时，我该怎么办？”
所以，当她看到《假如我是病人》这个演讲题目时，立即想到了这一幕。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浦东新区卫计委想了一个别致的活动，邀请护士们结合亲身经历，演讲一下《假如我是病人》。这个乍一看有点“矫情”的命题，倒是令上台的34位护士，好好思索了一番。高颖就是其中一员。浦东新区卫计委外宣顾问、浦南医院原党委书记殷志发说：“护士是医患关系之间与患者接触最多的一环。以前的护士节，一般是技能比赛，而今年这种换位思考，能让更多人体会并理解医患彼此的不易。”
在今年这个国际护士节，在南京小护士被打及更多医患冲突屡现的当下，这个演讲，有点意思。
患者的要求很多，但其实也不多，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
实际上，无需“假如”二字，护士们多多少少都体验过病人的角色、病人家属的角色，面对过某些同行“那样的脸色”。
市第七人民医院护士陈桂香记得1999年那个漫长的夜晚。
当阵痛来袭，她不得已进入待产室——“我感到恐惧，我要一个人去面对女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她在待产室里呆了整整一夜。每过一段时间，有医生进来查看。她觉得那是她最大的救星，想抓住医生的手，却又不能，只能紧紧攥住医生的衣角。“这个时候的我，不需要给我讲解药物的作用，我需要的只是一双手，能让我紧紧握住的手，给我力量。但是，那晚，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自己的痛苦和无助。”
浦东医院护士李静分享她某次在外地突然发病的经历：就诊时，医生头也没抬，面无表情地问“怎么了”，做了一些检查，就说，“哦，就是胆囊炎，挂点盐水就好了”。怎么会得胆囊炎呢？需要手术吗？还没来得及问，医生已经在看下一位病人了。
一位护士说：“换位思考后，我发现，患者的要求很多，但其实也不多，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
就在不久前，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金莺被一位女家属拿着刀威胁了。
家属要求进入监护室照看女儿。护士们人心惶惶，原本已下班的护士长只得从家赶回医院，与家属长谈5小时。
最后知道理由后，护士们也心酸。这位女家属担心，因为自己曾与另一位可进入监护室的家属产生冲突，怕女儿遭到对方报复。
金莺是神经内科的资深护士了，工作近十年，前不久还获得上海市护理技能大赛第三名。
她经历过的最大打击是在去年，被病人按着头往墙上撞。
丈夫心疼不已，护士长也抱不平：“虽然当时病人是在发病，但家属也有一定的责任。”
在初次调解中，病人的父母只说了一句：“哦，那赔你们钱。”令护士们颇为反感。
但随着接触深入，老夫妻开始哭诉儿子的境遇，金莺也才了解到，这位病人是夫妻俩的独子，极为优秀，可刚刚工作，却不知为何染上脑炎……
在一次面谈时，夫妻俩对着金莺，竟齐齐跪下了。
护士长想去扶，却扶不起来。他们越哭越大声，好像要把那段时间积累的压力全部宣泄出来。老太太哭道：“我不知道给钱是不是能弥补你，但我真的是觉得对不起你。”金莺也哭了。
护士长说：“我们的确需要站在病人和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病人在生病，家属很焦虑，需要沟通……沟通之后，往往都会发现，这些冲动的背后，有更深层的问题。”
但这种冲动的发泄，是否就应该由医护来挺身面对？
没有人的耐心是无限的。我突然萌生我做不下去了的念头
如今金莺回忆起这一幕，依然惊心动魄：“很委屈、很后怕……”
某日，同科的“颜小护”被一位与科内有医疗纠纷的家属威胁了。翌日，“颜小护”夜班，父亲不放心，非要陪着女儿来上班，但又怕影响女儿工作，于是选择坐在病房的楼下大厅。
“有什么事叫我，我肯定比保安跑得快！”他就真的在病房大厅里坐了一夜。
一位护士在演讲中说：“其实医患关系的恶化，受害者不仅仅是几名被伤害的医生、护士。整个医疗体系乃至所有患者和家庭，都要为医患矛盾衍生出的医疗资源紧张、医疗服务质量下滑等危机买单。”
一项2012年对浙江省322家医院4411名护士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五年，护理人员离职总人数达到了平均每家医院40.3人。离职的主要原因中，个人或家庭占41.3%，薪酬原因占29%，工作压力原因占24.7%。
金莺也会和护理学院的学生们接触，被问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你被打过吗？”而5名来科里实习的学生也都说，我不想做临床，这个专业不适合我，父母也不支持。
“愿意做护士的，越来越少。像金莺这样的骨干护士经过多年锻炼，既可以独立处理事情，还可以带教新护士，如果这样的护士离开，就是巨大损失……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一种价值的认可。”护士长说。
另一位三甲医院的护士长至今还保留着科里护士在去年发给她的千字短信——
“护士长，现在是半夜两点，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跟您说，但反复思量，觉得您除了护士长，还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不应该把工作中的烦事带到生活中。以前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做得不愉快不开心，我也一笑置之。我一直觉得受气其实也算工作的一部分，拿了这份收入，除了做好工作，同时受点病人的气也没什么，回来跟同事吐吐苦水。有不满也忍回护士台再说……但是刚才，就个把小时前，我突然萌生了我做不下去了的这种想法。她（家属）刚才说，‘万一我们出了点什么事，我会跟你搞到底，告你让你赔命。我们70几岁了，你才20几岁。’……我可以忍受恶言相向，但是赤裸裸的威胁面前我害怕了。我可以忍，但是是在生命获得保障的前提下。没有人的耐心是无限的，不是吗？”
年初，科里接连“倒”了6位护士。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这不是刘护士长接到的第一个护士家长电话了——一位护士的母亲在电话里对她说：“你可不可以下个星期让我女儿休息休息，我觉得她最近很累。”
刘护士长表示护士并未跟她说过。母亲接着说：“她这几天回来状态非常差，我实在是很心疼。”
此时，刘护士长听见护士在抢电话：“妈妈你不要说啦，快给我电话！”
母亲一下就哭了：“我先生已经没有了，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就在年初，科里接连“倒”了6位护士。
2位护士都是有慢性疾病的，病发；另一位护士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就听不见了，是压力大引致的神经性耳聋。一名护士倒下后，工作量就加在其他护士身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不止是一家医院的状况。那项调查还显示，86.7%的人认为护理工作强度大。护士每周平均休息时间为1.69天，每月上夜班平均为50.5小时。
“林小护”现在已经从一所二甲医院辞职，改在社区医院工作。因为社区医院不用“三班倒”。
在原来的医院，最平常的是“日班”——8：00至18：00；比较辛苦的是 “跳班”——8：00到12：00，再从16：00到20：00；“早班”也很辛苦——6：00到14：00，而“林小护”家远，所坐的公交5点还没有，必须前一晚睡在病房；至于夜班，分大小夜班，“小夜班”是17：30至12：30，“林小护”最恐惧的是“大夜班”——12：00至早8：00。
她给记者还原了她在二甲医院时上“大夜班”的场景——
零点过半小时，她就在桌上依次放上几杯咖啡，困了就灌一杯，因为护士在夜班不允许睡觉。
完成一次病房查房后，她告诫自己：“不可以睡觉！”然后用手机定了1个半小时的提醒，以免错过下一次两小时查房。然而眼皮还是止不住地打架。她用双手撑着脸，两肘支在台子上，结果眼睛一闭，已不知多久过去。
一个激灵睁开眼，总值班正站在护士台前瞪着自己。“背一下今天危重病人的电解质数据！”总值班脸色严峻。“林小护”吓得不清，脑子一片空白……“哎！又被扣分，50元钱没了。”
更委屈的，还有家属们对两小时查房的不理解。推开一间病房，总有被吵醒的家属骂骂咧咧：“干什么？就不能让人睡个整觉吗？”
除了工作强度，治疗的不确定性也令护士常被顶在杠头，比如要求护士“一针见血”。
其实，是否能一针见血，要“天时、地利、人和”，与病人的病情、血管条件相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护士长殷勤说，小孩子的血管很难打，而人在发烧、生病时比平常更难打进，自己给女儿扎针也是4次才扎进。东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汤王华分享了自己5年前住院的经历。她记得，一位实习的麻醉师扎了两次还是没能扎进，当时年纪尚小的“汤小护”忍不住哭了：“我要换人！”随后而来的麻醉师向她道歉，并让她理解新手，安慰说：“如果觉得很痛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过如果掐出印子我很难向老婆交代哦。”一句话让“汤小护”破涕而笑，突然发现针已经打好了。
“汤小护”说：“平时处于护士的岗位，觉得有些病人不让新手打针很不通情理，可是当我自己躺在病床上伸出手臂时，我多么希望是一位技术娴熟、温柔细语的护士出现。”
现在，“汤小护”扎针很注意宽慰别人。“哪怕只是轻轻一句安慰，也可以让病人紧张的心情舒缓，僵直的肌肉放松。”
人和人的信任有时很难，但有时候，也很简单！
当然，在护士们的分享中，大多数的护患关系是温暖的。
几天前，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长整理摆放护士照片的橱窗，突然发现金莺照片的背后有字，写着：“阿弥陀佛，南丁格尔在世。十四床敬言，2012年元月6日。”
护士长说，平时感谢信收到很多，都定期交给护理部了。但病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心意还是第一次看到。
儿科医院的护士长殷勤也提到了一件小事：一位护士给小孩打针，穿刺了几次，好不容易在手上扎到了一根静脉。护士就和家长说：“你要不要考虑买一个夹板固定，这样不容易肿。”这位父亲愿意，可又很难为情：“我实在没有钱，今天全花完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护士就问：“你家住在哪里？”他说：“在江桥。”护士又问：“这么冷的天，怎么回去？”他说：“走回去。”护士就说：“我给你十元钱，坐公共汽车回去吧。”男子红了脸，说：“我不要你的钱。”护士说：“我给小朋友，你陪小朋友坐车回去，这样好不好？”男子承诺一定还钱，护士笑笑，转身就忘了。第二天，父亲带着孩子来复诊，专门找到护士，还钱。
殷护士长感慨的是“信任”。这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让整个输液中心的护士都非常感动。“人和人的信任，有的时候很难，但有的时候，也很简单！”
护士钱盈盈是迎博社区卫生中心舒缓疗护病房的护士。所谓舒缓疗护，即临终关怀，收治的都是即将走向人生旅途终点的肿瘤晚期病人。有一位病人令她印象深刻。
他是一位鼻咽癌的病人，收治时已经不能言语，耳朵也失去了听觉，交流只能通过一块小小的写字板。癌肿使得面部扭曲，鼻腔、口腔散发恶臭。他的妻子温柔贤惠，结婚31年，不离不弃。夜间巡视病房，钱盈盈会见到夫妻二人拉着对方的手，静静看着，眼有泪光。
但护士长刘颖颜总是很敏感地觉得，“整个病房都充斥了一种压抑”。
闲聊间，刘颖颜得知了病人的一个心结。原来，他本是一家外资企业的厂长，由于上级领导对他产生误会，被辞退。之后，他反复和妻子提起，纠结了整整十年。
他的妻子希望领导能来见他最后一面。
于是刘颖颜打电话到厂里，在一番来回之后，工会派人来了，送了些慰问品。
刘颖颜觉得病房的气氛舒缓一些，但这种纠结却依然存在，一问，得知，工会并不了解当年他被辞退的情况，可能只有董事长知道。
刘颖颜建议：“那我们就让董事长来。”
妻子此刻却退缩了，对刘颖颜说：“我们是不是太得寸进尺了？”
刘颖颜认为，舒缓病房的理念，就是要让病人安详、有尊严、没有遗憾地走完人生。她必须一试。
在反复沟通后，董事长在某个傍晚来到病房。病人一双手紧紧攥住董事长的臂膀，居然硬是吐出了完整的句子：“一定要让公司好好地运作下去啊！”董事长也被感动了。两双手紧握了许久。
刘颖颜注意到，此后多日，病人原本皱着的眉头都舒展开来。
他“离开”后，妻子专程告诉刘颖颜：“他走得很平静，没有一点挣扎。”
刘颖颜说，护士与病人、家属之间，并不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可能在舒缓病房，这种倾听与了解的比重会更大一些。而在所有病房，尽管现实困难，但毕竟不还是得尽量多一些倾听、多一些了解，才能少一些冲突、少一些苦痛吗？
“要区分护理病人与护理疾病之间的差别”，因为“人是最宝贵的”。南丁格尔说。
而对于病人来说，同样应牢牢记住：医生、护士，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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