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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晨报 |
日期：[ 2014-03-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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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善举，但很难开口”
2014年3月2日 B16：B16－医者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筝
主动提出要捐献器官的管莹，这是她四岁的时候。张明不愿意出自己的照片，他觉得在这一事件当中，管莹是主角，而他只是一个观察者和参与者。他很希望，能够配上管莹的照片，以此作为对这个女孩的纪念，而这也是管莹父母的愿望。
张明是华山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项工作，他做的时间还不长。2012年12月中旬，上海市的器官捐献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有42个站点全面开始有关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资料发放和登记受理工作。这42个站点包括设在各区县红十字会及各医科高校的遗体捐献登记站，以及本市获准开展器官移植的17家市级医院的重点临床科室。2013年1月，华山医院的器官捐献工作启动。张明本身是肾脏科医生，有器官移植的专业背景，且并非是移植外科医生（移植外科医生不能参与器官捐献的动员和协调工作，以防止牵涉相关利益问题），所以被任命为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4年1月4日，华山医院完成了首例器官捐献程序，一位年轻女孩的肾脏被成功移植到了两名苦苦等待肾源的尿毒症患者身上，张明全程参与了这次器官捐献事件。
三个选择
2013年11月29日，是个星期五。
张明很清晰地记得这一天。一位母亲给他打电话说，重病的女儿希望能够捐献器官，把所有能捐献的器官全部捐献出去。
自2013年1月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后，这是张明第一次碰到要求主动捐献器官的人。他紧急进行了各方协调和安排，当天，已陷入深度昏迷的患者被转入了华山医院中心ICU。
患者叫管莹，年仅34岁，2009年患了脑胶质瘤进行手术，在2013年9月复发，这次病情来势更加凶猛，呈颅内播散，已经没有手术、放疗和化疗的机会了。
在2009年动手术之前，管莹就曾郑重地托付父母两个心愿：一、如果万一发生不幸，请一定把所有能捐献的器官都捐献出去；二、父母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所以即使悲痛万分，心力交瘁，但她的父母还是想尽力完成女儿的愿望。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事隔一个多月，再让你回忆管莹器官捐献这件事，你的感受是什么？
张明：事情前后经历了两三个月，这过程中我有难受、纠结、痛苦等等情绪，这些情绪我正在自我疏导，在试着慢慢恢复平静。说实话，要不是我觉得这个方式或许可以作为对她的一个纪念，我也不会坐在你对面。
星期日：她是你所接触的第一个器官捐献人？
张明：我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已做了一年多工作，在这过程中，也接触了一些潜在的捐献者和家属，但她是第一位主动进行捐献的。
星期日：我很好奇的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做怎么样的工作？
张明：在我国，器官捐献资源非常紧缺，有官方数据表明，目前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每年仅有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1比150。但我觉得，实际的紧缺比例还要远远高于这一数据，因为会有很多的病人根本没有被登记。
所以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动与患者家属沟通，当急诊室、脑外科创伤中心、重症监护室等地方出现潜在的捐献者，即医生已判定没有挽救希望、达到脑死亡状态时，我们会选择在适当的时间和家属沟通，告诉他们有器官捐献这件事，看他们是否愿意捐献患者的器官。
星期日：这个沟通是不容易的，你们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吗？
张明：我们接受过一些培训，包括什么时机切入这一话题，怎么说，说什么，都有过一些培训，但是很细节的东西还是要靠自己摸索。我们曾去台湾进修过，看到他们的专业人员和患者家属交谈的时候，包括选择怎么样的环境，位子怎么坐都有讲究，我们目前在这些细节上还没有做得很到位，比如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私密的环境来谈这件事，而只是选择一个办公室。医院的环境其实是很嘈杂的，来往人多，这是很打扰家属情绪的。
星期日：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去与家属沟通的情景吗？
张明：刚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内心有很大的挣扎，我知道这是一个善举，但却很难开口。那段时间我在家里练习了好几次，面对家属，该怎么说。第一次我记得是2013年1月，急诊科通知我，有个脑外伤的病例。我请主管医生陪着我一起去面对家属。当时这名患者发生车祸入院已有3天时间。我觉得，切入的时间点很重要，不能着急，如果患者刚被送入医院就要和家属去谈器官移植的事情，那是断不会成功的，因为家属还处在情绪非常激动的状态中。那次我去谈的时候，家属情绪相对稳定，我首先向他们介绍了我的身份，然后告诉他们患者的实际情况，再跟他们说三个选择，一是再进行无谓的抢救；二是自动出院，这是因为有一些人对死在医院有所忌讳，一定要回到家里；三是进行器官捐献，那么身体的某一部分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命还在延续，是某种安慰。
让我欣慰的是，家属听了之后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把我所说的听进去了一些。虽然他们最终说，他们不考虑。但这件事给我的意义是，我发现去沟通这件事并没有我想像得那么难。
人总会碰到很高尚的事
2013年，张明陆陆续续地与几个患者家属沟通，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
当年11月底，他第一次碰到了主动要捐献器官的人。
管莹父母找到张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在2013年9月，女儿的肿瘤复发之后，老两口忙着照顾重病的女儿，心力交瘁之际他们想到，女儿曾有过希望捐赠器官的嘱托。年轻健康的器官，如果能捐给他人，可以救活几条生命。管莹父母为了实现女儿的愿望，忙着四处打听器官捐献的途径，他们怕时间来不及，管莹带着遗憾离开。过了一个多星期，在找不到线索即将放弃的情况下，有医生告诉他们，华山医院的张明医生负责器官捐献的工作，就这样，管莹的母亲给张明打来了电话。
星期日：你和管莹父母见面的时候，你们要做怎么样的沟通？
张明：我记得他们是那个周五下午5：00多到的，第一次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向他们介绍了器官捐献的流程，以及所要签署的法律文件等。我还问他们，为什么想捐献女儿的器官。他们告诉我，女儿生病前就有这样的愿望，他们想实现这个愿望，而且他们特别想把心脏能够捐献出去，这给他们的感觉是女儿还活着，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
星期日：在这样的交谈中，你的感受是什么？
张明：我们后来还进行了很多次沟通，管莹的母亲也向我介绍了管莹的很多事情，在她转来我们医院时，早已陷入昏迷的状态，我们从未讲过话，但从她母亲的叙述中，我对她生活的片段和轮廓都有了大概的了解，好像是认识这个女孩一般。
管莹的父母是非常善良的人，我觉得，虽然很少，但人总会碰到很高尚的事，完全的利他主义，碰到这样的事会激发人心底善良的那一面。碰到管莹父母，我觉得就是我所碰到的高尚的事，我当时的决定是，我要竭尽所能帮助他们。
在和管莹父母的交流中，张明有了强烈的想要帮他们实现愿望的想法。
“我曾问过管莹父母，有什么要求吗？他们没有任何要求，只是表达过很希望捐献心脏的愿望。我很理解他们这个微小的愿望，毕竟在我们的认识中，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它在跳动，似乎就代表着这生命还在延续。已步入花甲年龄的老管夫妇，即将成为失独家庭，我很想让他们下半辈子能有这样一个念想。”
只是管莹父母的这个愿望，最后没有能实现。在国际医学界，普遍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认为只要捐献器官的供体处于脑死亡状态，就可以摘取器官进行移植。而在中国医学界，还是比较普遍认同脑死亡、心脏死亡的双重死亡标准。而心脏一旦停跳，心脏就无法移植了。管莹的心脏在她的大脑死亡后两三分钟时间里就停跳了。
1月4日凌晨3点，张明再次很清晰地记得这个时间。他接到电话说，管莹的生命体征在恶化。当天上午，管莹的肾脏被移植到了两名尿毒症患者的身上。在她离去的手术室内，参与此次手术的医护人员为她换好衣服，整理仪容，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
张明和他的同事们后来还一同去参加了管莹的告别仪式，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病人的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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