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沈自尹长期服用自己研制的补肾药。 身体周刊记者 徐晓林 图

沈自尹

    1928年出生，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本科。1955年师从姜春华教授学习中医，1959年师徒共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

    历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中医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脏象研究室主任，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学位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员，卫生部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副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

    现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荣誉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副总编。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民间补肾说由来已久，明代命门学说则把“肾”视为生命之门那般重要。作为西医出身的名老中医，沈自尹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证明了补肾方药具有延缓细胞凋亡的作用。八十四岁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他，希望能通过数学模型找到人类肾气盛衰的规律。

身体周刊记者 肖蓓

    中医认为，“肾”是先天之本，主管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明代发展起来的命门学说则把“肾”视为生命之门那般重要。而在民间，“补肾益寿”之说由来已久。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肾的本质究竟是人体器官还是命门所在？

    作为华山医院终身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84岁的沈自尹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他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肾”的本质，发现肾病变时的机体变化，以及补肾方药的作用机理，开创了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的先河。他的《肾的研究》一书，从理论上系统阐明中医“肾”的科学内涵，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近20年来，他又采用分子生物学对“肾”和衰老之间联系进行对比研究，科学阐明肾虚是人类老化的根本，补肾是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而延缓衰老，并以实验证明补肾方药具有延缓细胞凋亡的作用。

    “中医之难难在内涵哲理，要具体地揭示中医‘肾’或‘证’的本质，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可能需几代人的努力。虽如此，只要认准目标，执著追求，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中医理论研究的前景还是乐观的。”这位西医出身的名老中医说。

中西结合探“命门”

    每周一、二，沈自尹就会早早来到上海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看看研究最新进展。50多年来，他躬耕于中西医结合研究，定焦于不仅仅是器官的器官——肾。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制定中医政策，鼓励西医学习中医。1955年西医出身的沈自尹在组织安排下改学中医，从解剖、病理一下子转到“望、闻、问、切”，感到有点“玄”，但师傅姜春华用中医治病的疗效又确实令人信服。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他开始寻找中西医研究的结合点。

    1950年代末期，沈自尹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无意中发现，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六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其病程的某个阶段都有中医所谓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中医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提高疗效。这分明是“异病同冶”，说明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沈自尹大胆联想，这个共同的物质基础是不是与肾有关？

    中医的“肾”的概念，不同于西医单管泌尿系统的一个器官——肾。在脏象学说中，“肾”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明代发展起来的命门学说把“肾”视为生命之门，为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

    关于“命门”的位置，最早在《难经·三十六难》云：“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以命门为右肾。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李时珍才首先提出命门的位置在“两肾之间”，改变了《难经》命门为右肾的观点，指出命门为有形质之体，强调命门为生命形成之本原，精气之府，相火的发源地。命门的作用在男子促进精室藏精，在女子维系胞宫，维持人的生长和生殖。

    既然“肾”如此重要，那么以“肾”作为突破口，或许可以开辟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沈自尹的设想得到医院的支持，成立了脏象专题研究组。为了博采众长，他邀请了夏仲方、夏理彬、黄文东、张跃卿等上海名老中医一起讨论，订立了肾虚证的辨证标准。

    当时按此标准选出的数十名典型肾虚病人，经指标筛选发现只有一种叫尿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测定在肾虚病人中普遍很低。这反映了人体内分泌的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抓住这个苗头，沈自尹和同事通过“异病同治”的研究途径，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他们从三组人群的比较测试中，得出肾阳虚患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初步结论。

    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七个省市相关医院和日本高雄病院被反复测试和重复证实，初步证实中医的“证”并不是虚而不可捉摸，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一发现和验证，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1965年，沈自尹带着研究成果参加了国家科委中医中药组成立大会，会后协和医院邀请他去宣读论文。就这样，当时西医并不认识的中医精华，走进了国内西医的最高学府。

肾虚者未老先衰

    “文革”初期，沈自尹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苗子”，一度被迫停止科研。当“肾”研究重上轨道之时，他思考着如何将研究发现运用于临床，摸索出更具疗效的用药方法。

    实践绝非一帆风顺。研究团队一度使用温补肾阳药，效果适得其反，又重新设计滋阴泻火药。为了测试医效，沈自尹用中药制成针剂在自己和另一位医师身上试验，也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经过反复调整，他们终于找到一套比较正确的用药方法。

    随后的3年多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沈自尹团队对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垂体所辖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这三条内分泌轴进行的全套功能测定和治疗前后分析比较，并同时与同病异证的无肾阳虚患者对照观察，终于证明肾阳虚患者在三条轴的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紊乱，推断其病理变化源于下丘脑(或更高的中枢神经)。

    他们将40岁至50岁的肾阳虚患者与70岁左右的健康老年人进行了甲状腺与性腺轴的比较，发现临床表现有共同之处，如腰酸、膝软、耳鸣、脱发、齿摇、阳痿等，外貌变化与内分泌测定相平行，反映了肾阳虚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未老先衰，而健康老年人则是符合生理规律的肾虚。肾虚功能紊乱在内分泌系统虽尚未构成“病”，但这是一种隐潜性变化。

    研究结果证实，患者一旦出现肾阳虚证外貌，就可能预示着下丘脑的衰老钟调节功能已提前衰退。

    同时，由于温补肾阳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内分泌功能，这就为传统补肾药可以延缓衰老的说法提供了科学依据。1990年代后，沈自尹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通过以药测证，进一步证实唯有补肾药才能影响下丘脑的CRF基因表达量，第一次准确指出补肾类中药的作用机制，并为之定位、定性、定量。

    一系列研究证明，中医的“肾”的概念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机体调节系统。

70岁时闯入新学科

    中医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度，即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揭示中医学理论。70岁才涉足这一领域的沈自尹，将肾虚与衰老从微观的分子水平进行研究。

    1996年美国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提出衰老可能与T细胞凋亡的加速有关。当时沈自尹就意识到从T细胞凋亡的角度研究补肾延缓衰老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1997年，他采用补肾、健脾、活血复方分别对老年人、老年大鼠(衰老模型)以及皮质酮大鼠(肾阳虚证模型)的T细胞凋亡及其相关基因调控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观察到，补肾复方可以重塑基因平衡，从而逆转了衰老和肾阳虚证T细胞过度凋亡的趋势，恢复内环境稳态。补肾能延缓免疫衰老从单个基因到基因群的调控研究为下一步的“肾虚证基因表达谱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02年，沈自尹对肾的研究又向纵深发展，首先开始“证”的基因表达谱研究。动物实验发现，补肾药能纠正肾虚证模型存在的神经－内分泌－免疫和神经－内分泌－骨代谢这两大基因网络紊乱。从另一角度，也可认为肾在生理状态时主要执掌这两大基因网络调控的路线及规律。

    如今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系统科学的时代。沈自尹已开始应用类似人脑辨析思维的“神经网络”以及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不同年龄的健康人和不同月龄的大鼠通过高通量的实验方法，比较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信息的整合建立肾虚证数学模型，寻找肾气盛衰的规律。

    “中医‘证’的研究路子越走越宽。”耄耋之年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沈自尹，希望未来能通过数学模型找到人类肾气盛衰的规律，运用补肾中药延缓生命衰老的进程。